歷史（漢文部分）——民國及當代

（四）民國及當代

1.民國

民國藏史研究方面，2009年度也出版和發(fā)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論著。李志農(nóng)的《民國時期西藏政治格局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在梳理清朝時期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之下的權利結構、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系、英俄勢力在西藏交爭情況的基礎上，主要對民國時期西藏地方各種勢力的權利爭斗和政治格局進行了研究，認為統(tǒng)一與分裂、改革與守舊的斗爭是民國時期西藏政治格局形成和變化的原因和基礎。

孫宏年的《西姆拉會議前后國內的治藏建議及其影響——以中英藏事交涉為中心》（《西藏研究》第1期）一文以中英藏事交涉為中心，以報刊雜志中的治藏建議為重點，兼及條陳、著作，結合有關檔案，分武力統(tǒng)一，還是和平商談；反抗英國侵略，關注會議進程，提出談判建議；總結西姆拉會議得失，建議通過“內治”鞏固西南邊疆三個部分深入分析了西姆拉會議前后國內各界的治藏建議。

美朗宗貞在《西藏近代商人階層的形成》（《中國藏學》第4期）一文中認為，近代西藏商業(yè)的發(fā)展與商人階層的形成，與當時西藏社會內部封建莊園制經(jīng)濟長期孕育和變動的結果有密切關聯(lián)，作者從莊園制經(jīng)濟、流動人口等方面系統(tǒng)地闡述了近代西藏商業(yè)與商人階層并不是脫離莊園來發(fā)展自己，它們之間存在的博弈關系才是其真正的發(fā)展原動力。

民國藏史研究中有一大部分是關于康區(qū)的。王川的《西康地區(qū)近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一書是作者在多次對中國藏族地區(qū)社會調查的基礎上，結合四川省甘孜州及西藏昌都地區(qū)等檔案館的館藏檔案、口碑史料等研究后完成的。全書分政治、文化、經(jīng)濟、人物等四篇，對晚清德格土司兄弟爭襲事件、西康建省及其歷史意義、劉文輝與西康藏傳佛教界的關系、“西康農(nóng)事試驗場”和“西康省農(nóng)業(yè)改進所”的設立及意義、諾那活佛和邦達多吉，以及近代西康地區(qū)的社會、歷史和人物進行了介紹。

土呷的《“朵麥基巧”沿革考》（《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根據(jù)大量文獻資料，對清末民初設置的昌都總管——朵麥基巧這一行政建制做了全面的研究，內容涉及朵麥基巧的含義、管轄范圍、機構沿革、官員設置與職責、議事規(guī)則；歷任昌都總管簡介；昌都總管時的軍隊駐防、財政機構與收支情況、司法情況、郵驛與電報局等。

關于十三世達賴喇嘛的研究包括：本擦·達瓦的《試評十三世達賴喇嘛推行新政時期對英帝國主義的利用策略》（《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通過對十三世達賴喇嘛對親英軍官事件的處置、對“西姆拉會議”的態(tài)度、選派龍廈的原因及對其交待的使命、致力于恢復和改善與中央政府的關系等問題的分析，認為他在政治上始終對英帝國主義的侵略圖謀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在原則問題上沒有作出任何讓步，這既是其推行“新政”的主要策略之一，也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領土完整作出了重要貢獻。王靜、王貴、喜饒尼瑪在《從南京追悼十三世達賴大會看國民政府對西藏的重視》（《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3期）一文中分析了國民政府在南京舉行十三世達賴喇嘛追悼大會的歷史意義，認為國民政府一方面想借此增進同西藏地方的關系，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十三世達賴喇嘛為維護祖國統(tǒng)一做出卓越貢獻的考慮。

關于蒙藏委員會的研究：陳立華的《簡論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歷史作用》（《中國藏學》第2期）一文中通過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前后轉折的四個時期，即專使行署時期（1934年12月至1940年4月），孔慶宗主理時期（1940年4月至1943年10月），沈宗濂主理時期（1944年8月至1946年1月），陳錫璋主理時期（1946年1月至1949年7月）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主要工作的介紹，闡述了蒙藏委員會駐藏辦事處的歷史作用。

另外，還有兩篇人物傳記，王川的《格桑澤仁傳略》（《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3期）一文簡要回顧了近現(xiàn)代史上重要歷史人物格桑澤仁（1904—1946）的早年生涯、南京的從政、1932年“格桑澤仁事件”、回到中央國民政府等歷史過程。喜饒尼瑪、張召庸的《民國時期藏事傳奇人物謝國梁評述》（《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科版第４期）一文對謝國梁的藏事生涯進行了簡單的回顧，認為其在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處于非正常時期時，為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關系的改善發(fā)揮了重要的作用。

2.當代

2009年度歷史研究最大的變化，就是當代部分的大量增加，這和學界專題研究西藏民主改革的原因分不開，可以說2009年度的當代研究主要就是圍繞紀念民主改革50周年（包括設立“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展開的。

丹珠昂奔主編的《西藏民主改革50年（50th anniversary of democratic reforms in Tibet）》（中英文本，中央文獻出版社）一書分和平解放西藏；平息武裝叛亂；西藏的民主改革；50年來統(tǒng)一與分裂、進步與倒退的斗爭；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和人權事業(yè)的巨大成就五個部分，以大量的圖片資料，記錄了西藏民主改革50年的歷程。

王小彬的《關于西藏民主改革的幾點思考》（《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從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民主改革的由來、西藏地區(qū)的和平改革、西藏民主改革的理論創(chuàng)造與政策特點等方面對西藏的民主改革進行了分析，認為廢除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度是人類世界歷史發(fā)展的必然結果。

徐繼增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視閾下的西藏民主改革》（《西藏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第3期）一文把西藏民主改革納入到新民主主義革命視閾下，通過對西藏民主改革歷史條件、過程內容、特點經(jīng)驗等與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比，認為西藏民主改革的偉大歷史決非歷史上作為資產(chǎn)階級革命或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實現(xiàn)這種或那種資本主義發(fā)展結局的事件可以比擬的。西藏民主改革及其偉大勝利充分彰顯了西藏在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宏大背景下，必然走向從前資本主義時代向近代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的轉型，必然走向從舊民主主義時代的反帝愛國斗爭向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轉變，必然實現(xiàn)向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歷史階段的發(fā)展，西藏社會這一歷史特性具有強烈的不可逆轉性。

《中國藏學》第1期還圍繞紀念民主改革50周年刊發(fā)了一組特約文章：陳慶英的《廢除西藏封建農(nóng)奴制度的歷史意義》、周源的《喪鐘為誰而鳴》、張云的《政教合一封建農(nóng)奴制度下的西藏寺院并非一方凈土》、廉湘民的《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劉洪記的《西藏宗教50年》、張明的《西藏的經(jīng)濟發(fā)展和取得的成就》、熊文彬的《西藏方興未艾的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保護》從不同的側面，對舊西藏以及西藏民主改革以來政治、宗教、經(jīng)濟和文物保護的發(fā)展和取得的成就等方面進行了介紹。

次旦扎西在《銘記歷史強力回擊——設立“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有感》（《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中回顧了西藏的民主改革，闡述了設立“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的重要意義，認為設立“西藏百萬農(nóng)奴解放紀念日”是歷史和人民的選擇，是百萬農(nóng)奴從黑暗到光明的歷史性跨越的標志，是人民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對“藏獨”和國際反華勢力的強力回擊。

除了民主改革，2009年度關于當代的文章還有：梁俊艷的《論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歷史觀——兼評托馬斯·萊爾德<西藏的歷史：達賴喇嘛訪談錄>》（《中國藏學》第1期）一文通過譯讀托馬斯·萊爾德的《西藏的歷史：達賴喇嘛訪談錄》對十四世達賴喇嘛的歷史觀進行了分析，認為其歷史觀主要包括宗教神學史觀、分裂史觀和主觀主義史觀等三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