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碩：康區(qū)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歷史基礎、獨特地位及示范作用

【作者介紹】石碩，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教授、本刊學術委員。

【摘要】我國民族格局中，存在一些民族聚居區(qū)之間的重要連接地帶，這些連接地帶往往是多民族密切交匯地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位于青藏高原東南橫斷山脈地帶的康區(qū)，正是這樣一個民族聚居區(qū)之間的連接地帶，也是典型的多民族交匯地區(qū)。文章對康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歷史基礎、獨特地位及示范作用進行了探討。指出康區(qū)是入藏通道和明清以來中央經營西藏地方的前哨與依托，有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深厚社會傳統(tǒng)，康區(qū)也是漢藏民族及藏族與西南地區(qū)眾多民族密切交融、和諧共居區(qū)域。由于長期多民族交匯與密切接觸，康區(qū)各民族形成一些頗具示范意義的重要經驗：1.主觀上民族觀念淡薄，民族界線模糊，民族間相處時遵循“求同”“求和”的原則；2.文化上持開放和包容態(tài)度，通過文化“共享”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等。這些經驗看似簡單，卻具有重要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凸顯康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價值和示范作用。

【關鍵詞】康區(qū)；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漢藏民族；多民族交匯；文化共享

中央民族工作會議進一步強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將之確定為新時期我國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是空泛的政治口號，而是需要“久久為功、綿綿用力”的努力方向。我國民族分布格局中，民族聚居區(qū)之間存在著一些重要的連接地帶，這些連接地帶往往是多民族密切交匯地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既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區(qū)，更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區(qū)域。當下，我們應特別關注這些連接地帶，使之更好地發(fā)揮促進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示范作用，為提升和增強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出貢獻。

地處青藏高原東南橫斷山脈地區(qū)的康區(qū)，正是這樣一個民族聚居區(qū)之間重要的連接地帶，也是典型的多民族交匯地區(qū)。本文擬以康區(qū)為例，試就多民族交匯地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地位與示范作用，作一初步探討。

一、康區(qū)是入藏通道和明清以來中央經營西藏地方的前哨與依托，有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深厚社會傳統(tǒng)

康區(qū)主要指今川西高原大部、滇西北高原及青藏高原東部一帶，行政區(qū)劃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地區(qū)、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慶藏族自治州以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玉樹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地區(qū)。按傳統(tǒng)的山川地理來劃分，康區(qū)的地理范圍大致指丹達山以東、大渡河以西，巴彥喀拉山脈以南、高黎貢山以北這一遼闊地區(qū)。該地區(qū)被稱作“康區(qū)”，當地藏族人被俗稱為“康巴”（亦即“康人”之意）?？祬^(qū)為藏語三大方言區(qū)之一，也是青藏高原東南部一個重要的人文地理單元。

康區(qū)處在青藏高原向東南方向逐級下降、朝川西高原和云貴高原的過渡地帶。因地處橫斷山區(qū)，山脈、河流縱橫，地理上呈現典型“走廊”形態(tài)，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遷徙與流動地區(qū)?？梢哉f，康區(qū)包含了藏彝走廊和漢藏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帶。

7—9世紀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向東擴張，在西北占據了河西隴右一帶并將一百多萬農耕漢人變?yōu)槠澉庀碌摹熬帒酏R民”，在西南則征服了康區(qū)眾多部落并與唐朝在此進行長期的拉鋸戰(zhàn)。吐蕃政權的向東擴張，體現了青藏高原社會參與中原政治角逐的強烈需求，此需求以13世紀元朝將西藏為主的青藏高原納入其統(tǒng)治和管轄之下而得到充分實現。元朝曾設置三個軍政機構來管理青藏高原地區(qū)，其中即有管理康區(qū)的“吐蕃等路都元帥府”（簡稱“朵甘思宣慰司”）。不過，康區(qū)在中國政治格局中變得舉足輕重，主要始于明代中葉。

元朝經營和管理西藏地方主要依托西北的唐蕃大道，亦即“青海道”。但自明中葉開始，由于蒙古勢力逐漸控制西北一帶，為防備蒙古與西藏地方在政治上聯合，明朝實施了“隔離蒙番”政策。明憲宗成化三年（1467），明廷下令：“諸自烏斯藏來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徑赴洮、岷，遂著為例?！弊源?，穿越康區(qū)的川藏道開始成為入藏正驛。成化六年（1470）四月，朝廷再次重申烏思藏贊善、闡教、闡化、輔教四王朝貢須“由四川路入”的規(guī)定。這使明朝中央經營西藏的重心開始由西北轉向西南，跨越康區(qū)的川藏道成為進出西藏的官道。

康區(qū)戰(zhàn)略地位大幅度提升，主要緣于清前期“驅準保藏”行動。1717年蒙古準噶爾部一支7000人的軍隊從新疆南下，出其不意攻占拉薩，引發(fā)西藏局勢的混亂與動蕩，對清朝在西藏的統(tǒng)治構成嚴重威脅，清廷立即派兵馳援。但由于對高原作戰(zhàn)難度估計不足，一支由西寧進發(fā)的5000人清軍，在藏北同準噶爾軍隊的遭遇戰(zhàn)中全軍覆滅。此事引發(fā)清廷極大震動。在北路進兵受挫后，清廷開始謀劃由打箭爐（今康定）向西藏進兵。經過探查道路、調遣軍隊、沿途招撫和籌措糧草等近三年的準備，1720年清軍成功實施了由南路打箭爐和北路西寧兵分兩路同時進軍西藏的計劃，終結了蒙古準噶爾部對西藏的控制，完成“驅準保藏”行動。通過這次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清廷認識到由打箭爐入藏道路不但便捷、安全，且沿途村寨較多，易獲得補給與支持。為確保打箭爐入藏道路暢通，清廷開始在川藏道沿線駐軍、設置糧臺（相當于今天的兵站），駐藏大臣等官員往返也大多經由川藏道。這樣，清朝入藏道路遂由過去以西寧一線為主轉向以打箭爐一線為主，川藏道成為入藏官道，康區(qū)也成為清朝經營和管理西藏的前哨與依托之地。

此后，為確保川藏道暢通，清朝設置了針對康區(qū)的“成都將軍”，又設打箭爐廳，提高康區(qū)行政地位。1745年，清廷與西藏地方共同派兵，平息了對川藏道形成梗阻和騷擾的瞻對（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地方，說明保持川藏道暢通也符合西藏地方的需求。清末，鑒于英俄帝國主義勢力對西藏的覬覦與爭奪加劇，為穩(wěn)固邊疆，清廷采納四川總督鹿傳霖“瞻對歸川”建議，將原由西藏地方管轄的瞻對收歸四川管轄。

1904年，榮赫鵬率英軍入侵拉薩，舉國嘩然。風雨飄搖的清朝在研判局勢后，決定以“固川保藏”方針來挽救西藏危局，體現了借助康區(qū)經營西藏的戰(zhàn)略思想。“固川保藏”開啟了趙爾豐對川邊（即康區(qū)）的大規(guī)模開拓與經營，導致以康區(qū)為主要范圍的“川邊特別行政區(qū)”（與四川省平級的省級建制）的設立以及西康建省計劃被提上議程。清末圍繞“固川保藏”開展的一系列經略，后人所概括和總結的“治藏必先安康”“穩(wěn)藏必先安康”等歷史經驗，皆緣于此。

民國時期，受帝國主義插足與唆使，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出現一定曲折。其時，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接觸交流也主要集中于康區(qū)。無論是尹昌衡西征、三次康藏糾紛，以及改善中央與西藏地方關系的“破冰之旅”——1929年民國政府特使劉曼卿前往西藏會見十三世達賴喇嘛，還是1934年民國特使黃慕松入藏，無不是通過康區(qū)來進行。1939年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為確保后方尤其是西藏邊疆局勢穩(wěn)定，在抗戰(zhàn)局勢異常嚴峻和艱難時刻，以康區(qū)為基本范圍建立了西康省，顯示康區(qū)戰(zhàn)略地位非同尋常。

195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黨中央作出解放西藏的決定。進藏主力十八軍也由康區(qū)川藏道進軍西藏，發(fā)生于康區(qū)的昌都戰(zhàn)役，開啟了西藏和平解放的前奏曲。十八軍由川藏道進軍西藏，還創(chuàng)造了一個奇跡——川藏公路的修建。正如毛澤東后來所總結，十八軍是“背”著公路進藏的。川藏路崎嶇險峻為世所罕見，加之高寒缺氧，條件惡劣，黨中央又規(guī)定“進軍西藏，不吃地方”，修建川藏公路的艱苦卓絕超乎人們想象。因對高原反應缺乏認識和準備，工作難度和強度超乎尋常，許多將士或累死，或凍死。其實不少人只要稍加歇息、調整就會撿回一條命，但將士們恰恰頂著劇烈的高原反應，用頑強的意志和超人的精神力量艱苦勞作。修建川藏公路幾乎每公里死一個人，共有2000多人犧牲。川藏公路結束了西藏沒有公路的歷史，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事跡。進藏途中出生于康區(qū)的張國華軍長女兒張小康，深切感念十八軍將士修建川藏公路的壯舉，在采訪大量當事人的基礎上寫成《雪域長歌》一書，記錄了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

川藏公路是十八軍將士用生命鋪就的一條勝利之路。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修建一條從雅安直通拉薩橫穿大半個青藏高原的川藏公路，在人類歷史上絕對是個奇跡。川藏公路不但在西藏和平解放過程中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后來也在西藏發(fā)展建設和強邊固邊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后大量軍用、民用物資由川藏公路運往西藏。川藏公路也徹底終結了千余年來茶葉靠人背肩扛輸入青藏高原的歷史。

康區(qū)作為入藏通道以及中央經營西藏地方的前哨和依托，從明清以來持續(xù)了四五百年，使當地形成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深厚社會傳統(tǒng)。在清朝“驅準保藏”過程中，當地僧俗民眾積極配合清朝行動，“僧俗百姓迎師，傾心投誠，愿做天朝子民，開呈本管地方寨堡三十三處，頭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戶，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眾，按年上納糧賦，承應差徭，挽運軍糧”。理塘一帶，“悅服之人議立堪布并正副營官開造本營大小堡寨十五處，頭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戶，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余眾，傾心投誠，輸納貢賦，承應差使，而附近裡塘之瓦述崇喜毛丫、毛茂丫、長坦、曲登五處酋長亦各呈戶口，上納糧馬革面來歸”?！膀寽时２亍焙螅宄O置了從打箭爐到理塘的驛站，“自打箭爐以至里塘，共設置十站，每站設馬六匹，照打箭爐養(yǎng)馬之例，倍付草料，另撥銀兩支給”，驛站的馬匹、草料及差役等均由沿途土司、頭人所轄屬民提供。

自明清以來，當地大小土司均受中央王朝冊封和扶植，聽命和擁戴中央成為當地土司及地方勢力的一個突出特征。例如，朝廷常以賜漢姓作為對當地土司的一種嘉獎方式，獲得朝廷所賜漢姓遂成為得到中央認可和賞識的一種身份地位與權力象征。故自明清以來至民國時期，當地上自土司、頭人，下至普通民眾，取漢姓蔚然成風。在此背景下，不僅是取漢姓，土司日常生活也以采用漢俗為一種時尚，使其下屬民眾也紛紛效仿。在清末和民國初期，康區(qū)社會及民眾中還普遍存在一種“大皇帝”信仰，這種“大皇帝”信仰在民眾層面廣泛傳播，進入民國以后也仍然延續(xù)。這種頗具普遍性的“大皇帝”信仰，反映在當地民眾心目中，土司是由“大皇帝”任命和管轄的，土司均聽命于“大皇帝”，“大皇帝”至高無上。這種“大皇帝”信仰，實質即是當時條件下的一種國家認同，也是中華民族的共同體意識。

由于明清以來康區(qū)成為中央政府經營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中央對康區(qū)的依托也激發(fā)和培育了當地各民族依靠中央、服從國家利益、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立場和熱情，形成了擁戴中央、維護統(tǒng)一的社會傳統(tǒng)。20世紀以來，無論是“固川保藏”中趙爾豐開展的川邊社會改革等一系列經略，還是三次康藏糾紛、西康建省和劉文輝經營西康等過程中，康區(qū)民眾傾心內向十分顯著。如1930年代康區(qū)甘孜大金寺與白利寺發(fā)生寺產糾紛，最終引發(fā)康藏雙方長達十年糾紛，史稱“第三次康藏糾紛”，國民政府積極調解糾紛。在這一事件中，康區(qū)藏族民眾無論是接受現代教育的“新式精英”，還是傳統(tǒng)的“舊式精英”，均積極服從中央政府，反對西藏分裂分子的極端民族主義，并將個人命運、民族命運與國家命運聯系在一起，自覺成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與民族團結的踐行者。

1936年紅軍長征途經康區(qū)，在甘孜、爐霍一帶建立博巴蘇維埃政府，當地無論是宗教人士、土司頭人還是普通民眾，均全力支持紅軍。紅軍在康區(qū)轉戰(zhàn)停留時間較長，當地藏族群眾積極為紅軍籌運糧食和物資，救護傷病員，如甘孜白利寺的格達活佛組織藏族僧俗群眾交納“擁護紅軍糧”一百三十石另八斗。道孚瓦日鄉(xiāng)蘇維埃主席把家里僅存的幾石糧食送給紅軍。當地藏族青年還積極擔任紅軍翻譯、向導并踴躍參軍。1935年10月，丹巴藏族青年麻孜阿布為紅軍擔任向導并協(xié)助紅軍到達丹巴，紅軍首長為其取漢名為馬駿并積極組建以藏族青年為主體的“丹巴蕃民獨立團”，后又以此為基礎擴建為“丹巴藏民獨立師”，由馬駿擔任師長，下轄三個團二十七連員額二千人，有力配合紅軍作戰(zhàn)。其時，康區(qū)諸多藏族青年參加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屢經革命洗禮，成長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為康區(qū)和藏族人民的解放事業(yè)作出了突出貢獻。

十八軍進藏過程中，得到了康區(qū)藏族民眾全力支持，為幫助十八軍運送軍用物資：“從1950年下半年開始，在甘孜至鄧柯、甘孜至德格、東俄洛至巴塘的三條運輸線上，出現了十萬頭牦牛支援運輸的空前盛況?！睕]有康區(qū)藏族同胞的全力支持，十八軍進軍西藏不可能如此順利。川藏公路的修筑也凝聚著藏族民眾的努力和心血，是一條漢藏團結之路。十八軍途經巴塘時，當地不少通曉漢藏雙語的藏族青年踴躍參軍。巴塘一帶因清末以來有大量漢族移民遷入，漢藏民族廣泛交融等歷史原因，加之學校教育發(fā)達，當地藏族青年漢藏雙語能力普遍較強，十八軍吸納了大量巴塘籍藏族青年參軍。加入十八軍的巴塘籍青年因大多精通漢藏雙語，后來許多人成為西藏革命和建設各領域卓有建樹的領導干部，在溝通漢藏和各項工作上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二、康區(qū)是漢藏民族及藏族與西南地區(qū)眾多民族密切交融、和諧共居區(qū)域

康區(qū)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多民族交匯與密切交融，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康區(qū)是明清以來漢藏民族發(fā)生大規(guī)模交融的典型區(qū)域

明清以來，隨著川藏道作為更便捷的入藏通道的開辟，隨著康區(qū)成為中央經營和管理西藏地方的前哨和依托之地，中央王朝政治力量逐步深入康區(qū)。借助中央王朝勢力提供的庇護，也開啟了漢人大規(guī)模移民康區(qū)的歷史。從清代到民國時期，一方面是大量漢族官兵進入康區(qū)，另一方面因趙爾豐大規(guī)模開發(fā)川邊，鼓勵墾荒和興辦實業(yè)等措施及后來西康建省等，都吸引了大批漢族移民絡繹不絕地進入康區(qū)。進入康區(qū)的漢人主要以官兵、商人、墾民和各類工匠為主，他們均為單身男性，加之邊地遙遠、環(huán)境艱苦，娶當地藏族婦女為妻遂成為遷入漢人的普遍選擇。《西康之種族》曾記敘：

官商兵卒，在西康各地，安家落業(yè)，娶夷為妻者，尤指不勝計，近今三十年，西康之歧種人（指漢藏通婚所生后代，當地藏語稱“扯格娃”即“半藏半漢”之謂），已遍布于城市村鎮(zhèn)各地，真正夷族，則須深山內地，始能尋覓矣。蓋清末之數萬邊軍，及各地墾民，無不在西康娶妻生子；川陜各地商民，在村鎮(zhèn)經營商業(yè)者，亦多娶夷女輔助。

漢藏通婚使大批漢人以入贅方式落籍當地，逐步融入藏族社會，在兩三代之后，無論是通婚的漢人一方，還是通婚的后裔，均成為當地藏族。所以，清代及民國時期大量漢人遷入康區(qū)所帶來的乃是漢藏民族的深度交融。交融的結果主要表現為“漢”向“藏”的融入，即漢人大量充實到藏人之中。對這一情形，日本著名人類學家中根千枝談到康區(qū)文化面貌時曾指出：

在漢人與藏人有密切接觸的邊緣地帶，我們觀察到一些十分有趣的現象。這里的漢藏交往不僅造成一些族際通婚，這些通婚的夫婦的居住也有其特點，在這些的漢藏通婚案例中，漢人男子與藏人女子通常都生活在藏區(qū)，而很少見到藏族妻子遷往并生活在漢人地區(qū)。同時，那些在藏區(qū)生活了幾代的漢人家庭都被藏化了，根本看不出來他們是藏人還是漢人。而且我發(fā)現，在那些地區(qū)的漢人具有令人驚奇的能力來克服他們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差異。在這些地區(qū)，藏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漢人的文化。例如作為當地社區(qū)或寺廟首領的藏人一般都會講流利的漢語，而且通曉漢文，通常在他們的藏族名字之外還有漢人姓名。一眼看過去，很難看出他們是漢人還是藏人，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藏族身份認同還是很清楚的。

費孝通將這一融合方式稱為“漢族同樣充實了其他民族”。所以，即使今天康區(qū)的大部分地區(qū)是藏族分布和居住地區(qū)，族別面貌也主要是藏族，但從歷史脈絡來看，今天的康區(qū)藏族中融入了大量漢族的成分，康區(qū)是清代民國以來漢藏民族與漢藏文化深度交融的一個地區(qū)。這是康區(qū)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也是我們認識康區(qū)的重要角度。今天康區(qū)社會及文化面貌，事實上是在明清以來漢藏民族之間大規(guī)模交往交流交融和相互整合基礎上形成的，是漢藏民族大規(guī)模且深度交融的結果。尤其是清末以來康區(qū)最繁榮的兩個重鎮(zhèn)巴塘和康定，漢藏民族的通婚極為普遍，成為當地的重要特色。其次，在川藏道沿線的縣城及集鎮(zhèn)中，漢藏民族及文化的交融融合也是一個普遍現象。1935年紅軍長征途經康區(qū)，不僅當地一大批藏族青年參加了紅軍，同時紅軍在康區(qū)留下的一些傷病員，后來也都落籍當地，融入當地藏族之中。

（二）康區(qū)是歷史上茶葉輸藏通道與樞紐

自唐宋以來，使康區(qū)漢藏及各民族發(fā)生深刻聯系的，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即延續(xù)千余年的茶馬貿易與茶葉輸藏所形成的茶馬古道。因高原地區(qū)環(huán)境高寒，人們必須食用高熱量的食物如肉、酥油、青稞等才能維持體能。但高熱量食物易生煩熱，而茶恰好能消解體內之煩熱，即所謂“以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熱，非茶不解”。故藏族諺語說：“一日無茶則滯，三日無茶則病”；“寧可三日無鹽，不可一日無茶”。反映茶在藏族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唐代，茶葉的使用主要限于社會上層；但自宋以后，茶的使用逐漸普及于一般民眾，特別是酥油與茶結合而成的酥油茶成為藏族日常飲品后，藏族對茶葉的需求量大增。自宋代以來，茶葉輸藏遂成為漢藏貿易的大宗，也成為聯系漢藏民族的重要經濟與文化紐帶。歷史上輸藏茶葉主要源自今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區(qū)，從兩地通向青藏高原道路均途經康區(qū)，要翻越崇山峻嶺、渡過大江大河，穿過著名的橫斷山脈地區(qū)，沿途道路極為艱險難行。千百年來，漢藏民族以及參與其中的其他各族人民是靠著人背馬馱、牦牛馱運，絡繹不絕地往來于康區(qū)即今川、滇、藏毗鄰地帶的高山深谷之中，把產自四川雅安和滇西地區(qū)的茶葉源源不斷地運往青藏高原各地。在現代交通工具出現以前，靠著人背馬馱、翻山越嶺向青藏高原地區(qū)運送茶葉的景象持續(xù)了上千年，積淀了豐富的歷史內涵、厚重的文化及無數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動故事，同時也使?jié)h藏民族乃至藏族與西南民族之間形成源遠流長、相互依存的緊密聯系。

延續(xù)千余年的茶葉輸藏不但是漢藏民族交往、交流中蔚為大觀的一個壯舉，而且因茶葉輸藏須經由康區(qū)，從康區(qū)通往西藏的道路被西藏方面形象地稱作“漢藏黃金橋”。《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1634年9月間）在此時期，察哈爾人、卻圖汗、白利土司等阻斷了黃金之橋，各個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萬的禮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過來，因此（工布噶居巴的熬茶獻禮）起了很大作用?！薄埃?629年）由于察哈爾汗在蒙古發(fā)動戰(zhàn)亂，北路不安全，達溫達爾罕曲杰和扎尼溫窮二人經漢地驛路至打箭爐，又經過中部康區(qū)來到拉薩?！辈匚氖芳栋捕嗾淌贰芬灿涊d：“察哈爾人、卻圖汗、白利土司等阻斷了漢藏黃金橋，安多的一些有魄力的人們，繞道內地，經打箭爐轉中康地區(qū)前去衛(wèi)地?！弊阋娪捎诋敃r康區(qū)打箭爐作為茶葉輸藏咽喉通道，在漢藏交往中無可比擬的地位。

除了漢藏民族的密切交往交流交融外，康區(qū)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則是藏族與西南地區(qū)各民族密切交融、和諧共居。青藏高原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并逐級下降，這一地形構造決定青藏高原社會與文化發(fā)展是向東傾斜，呈現強烈的東向發(fā)展特征。筆者曾以“西藏文明的東向發(fā)展”來概括這一特點?？梢哉f，此特點在康區(qū)得到最充分的體現。康區(qū)地理區(qū)位最顯著的特點，是藏族與西南地區(qū)眾多民族毗鄰交錯和密切接觸交融。在康區(qū)，與藏族相毗鄰的民族有納西族、羌族、彝族、普米族、回族、傈僳族、獨龍族、怒族、蒙古族等十余個民族。這些同藏族毗鄰而居的民族，一方面不同程度地受到藏族宗教及文化的影響，例如西南少數民族中的納西族、羌族、傈僳族、普米族以及摩梭人部分群眾也不同程度地信仰藏傳佛教，并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習俗方面吸納藏族文化的諸多因素；另一方面，藏族也相當程度受到與之毗鄰的各民族文化與習俗方面的影響。在一些局部區(qū)域，由于不同民族間的交往接觸十分密切，出現了相互濡化、涵化的現象。以至在康區(qū)的某些區(qū)域，由于民族之間的頻繁接觸交往，甚至出現了相互毗鄰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共同性遠大于同一民族內部的共同性，出現地域認同超越民族認同的情形。這種情形在康區(qū)相當普遍。所以，康區(qū)既是藏族與西南地區(qū)各民族密切交融、和諧共居區(qū)域，也是藏族同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并形成和產生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區(qū)域。

三、康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價值和示范作用

如何認識康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價值和示范作用？對此，我們初步作出以下幾點歸納：

（一）康區(qū)民眾歷來具有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反對分裂的深厚愛國主義傳統(tǒng)

因“入藏咽喉”這一獨特區(qū)位特點，康區(qū)自明清以來成為歷代中央經營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無論是清前期“驅準保藏”行動，清末“固川保藏”方略促成趙爾豐大力推行川邊改革、建立“川邊特別行政區(qū)”；還是民國時期西康建省及劉文輝對西康省的經營；無論是1950年代初十八軍由康區(qū)進軍西藏及修筑川藏公路之壯舉，還是新中國成立后康區(qū)在治藏過程中發(fā)揮的橋梁和樞紐作用，在漫長歷史進程中，康區(qū)的民眾均傾心內向，全力支持、配合中央政府，形成了緊密依靠中央政府，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的深厚傳統(tǒng)。這正是后人得出“治藏必先安康”“穩(wěn)藏必先安康”的重要原因。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wěn)藏”，是對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后人依據歷史事實所總結的“治藏必先安康”“穩(wěn)藏必先安康”，清楚表明康區(qū)是“治邊穩(wěn)藏”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穩(wěn)藏必先安康”的歷史依據，正緣于明清以來康區(qū)作為中央經營和管理西藏的依托之地所形成的深厚社會傳統(tǒng)。這個深厚的社會傳統(tǒng)所指，即康區(qū)的民眾歷來具有深厚的擁戴中央、維護祖國統(tǒng)一和反分裂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所以，在“治國必治邊，治邊先穩(wěn)藏”的整體格局中，康區(qū)無疑是一個發(fā)揮著重要表率作用的地區(qū)。這正是今天康區(qū)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獨特價值所在。

（二）康區(qū)是藏漢民族及藏族與西南地區(qū)眾多民族交匯與連接地帶，多民族和諧共居且文化多樣性突出，在我國民族格局中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意義

盡管從今天的行政區(qū)劃看，藏族自治州縣占康區(qū)地方的比重較大，對于缺乏歷史視野的人來說，這極易遮蔽我們對康區(qū)民族及社會特點的認識。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康區(qū)是漢藏等民族交匯融合最重要的歷史區(qū)域之一。今天康區(qū)社會及文化面貌，很大程度上是漢藏等民族大規(guī)模交匯和深度交融的結果。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挖掘、整理、宣傳西藏自古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事實，引導各族群眾看到民族的走向和未來，深刻認識到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痹谖覈刈寰劬拥貐^(qū)當中，康區(qū)正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型區(qū)域，對引導各族群眾深刻認識中華民族是命運共同體具有獨特價值。今天，我們走進康區(qū)，均能時刻感受或觀察到漢藏民族及文化交融在當地留下的痕跡與深刻影響。其中，最突出的一點是當地民眾說漢語的水平和能力普遍較高，同游客及外來者基本沒有語言交流障礙。特別是，在康區(qū)腹心地帶的西藏昌都，當地民眾既說藏語康方言，也普遍操四川方言，這些均是清代以來漢藏民族大規(guī)模交匯和交融的結果。清代文獻中曾記當地人是用“幾個舌頭說話的人”，即是對其出色語言能力的評價，指他們既能說藏語康方言，能說四川方言，也能說當地“地腳話”。

除漢藏民族的深度交融和緊密聯系外，康區(qū)還是藏族與西南地區(qū)眾多其他民族交匯與連接的地帶，是藏族同納西族、羌族、彝族、普米族、回族、傈僳族、獨龍族、怒族、蒙古族等民族毗鄰交錯并和諧共居、相互濡染及文化多樣性異常突出地區(qū)。在中國的民族格局中，康區(qū)至少有兩個顯著意義：

其一，康區(qū)是藏族同漢族及西南地區(qū)眾多民族深度交匯與融合的地區(qū)，從此意義上說，康區(qū)不僅是以青藏高原為主要分布區(qū)域的藏族深深嵌入中華民族整體格局、同中華各民族緊密連接與密切交融地帶，很大程度也是藏族匯入中華民族共同體并產生、形成和發(fā)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歷史與現實區(qū)域。在康區(qū)地域中，藏族與漢族及西南眾多民族毗鄰交錯與相互間密切的接觸和交融，充分地體現出了西藏文明的東向發(fā)展特征。今天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代背景下，正是我們需要特別重視康區(qū)這一多民族交匯接觸的關鍵區(qū)域的原因。

其二，對于康區(qū)（及所包含的藏彝走廊）的價值，費孝通曾敏銳指出，由于該區(qū)域“民族種類繁多，支系復雜，相互間密切接觸和交融”，在這一區(qū)域中我們不但“能看到民族之間文化交流的歷史和這一歷史的結晶，從而能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一個比較生動的認識”。也就是說，在中國民族格局中，康區(qū)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多民族接觸交融的關鍵區(qū)域之一，還在于它是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一個縮影。

（三）今天康區(qū)既是自駕入藏通道，也是自駕游目的地。旅游所導致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成為一個新的強勁趨勢，蔚為大觀

如果說，歷史上川藏道作為入藏通道使康區(qū)成為中央王朝經營和管理西藏的前哨與依托之地，那么在今天，隨著自駕游時代的到來，作為自駕游的重要目的地和入藏通道，康區(qū)正在成為新時代藏族與中華各民族密切交往接觸的一個重要窗口。近十余年來，受旅游業(yè)帶動的整個康區(qū)經濟社會正在發(fā)生的一個巨大改變——以川藏公路沿線、滇藏公路沿線為中心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在成為一個新的、蔚為大觀的強勁趨勢。

由于康區(qū)地處橫斷山脈地區(qū)，地勢崎嶇、植被茂密、河流密布，隨處可見雪山、森林、草甸、河流及散布其間錯落有致的村莊和田野，自然風光或文化景觀的多樣性無與倫比，被譽為“大香格里拉”。所以，每逢“五一”、國慶長假等旅游旺季，從全國各地涌入康區(qū)的自駕游車輛源源不斷。自駕游客一部分是途經康區(qū)前往西藏，相當一部分是以康區(qū)各環(huán)線景點為目的地。筆者曾有數次隨自駕車流前往康區(qū)考察的經歷，自駕車流完全可用絡繹道途、車水馬龍來形容，其景象蔚為壯觀。據初步調查，自駕游人群來自全國各地，包括各種民族成分，主流人群大致有如下特點：年齡以25—50歲為主，有良好教育背景，經濟條件較好，以公司白領、教師居多，他們大多思想活躍，富有活力。他們不僅對康區(qū)的人文與自然興趣盎然、感受極深，沿途也多傾向于選擇藏族人開的現代民宿客棧作為歇息點。由于大量自駕游游客選擇從康區(qū)進入青藏高原旅游，在川藏公路、滇藏公路沿線城鎮(zhèn)中的民宿客棧如雨后春筍大量涌現，其中很多是當地藏族開的。由此，我們可以說，近年因自駕游所驅動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正在成為一個新的強勁趨勢，是注定要影響中國未來民族交往和民族格局的重要趨勢，也是我們需要特別重視康區(qū)這一多民族交匯的關鍵區(qū)域的重要原因。

（四）康區(qū)多民族交往接觸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兩個重要經驗和啟示

據筆者的長期觀察與研究，康區(qū)因民族種類眾多、民族支系復雜，民族間相互共居且彼此交往密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經過長期摸索與實踐，總結出一套民族之間交往接觸的經驗。這種經驗，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康區(qū)各民族長期和睦相處、和諧共居的“秘訣”。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主觀上民族觀念淡薄，民族界線模糊，民族間相處時主要遵循“求同”“求和”的原則

例如，在康定、巴塘等漢藏民族聚居之地，由于漢藏交流密切且長期通婚等歷史原因，日常生活中要分清誰是漢族、誰是藏族，頗為困難和麻煩，很多情況下也分不清楚。例如，某人的爺爺是漢族、奶奶是藏族，母親一方也存在同樣情形，是將他算作藏族還是漢族？這正如筆者一篇文章中所說：

由于日常生活中，漢、藏民族之間往來極為密切，從單位同事，到同學圈、朋友圈、親戚圈，漢、藏民族之間的交往、接觸，就像空氣一樣，如影隨形，無處不在。且漢、藏文化滲透、交融也同樣如空氣一樣，如影隨形，無處不在。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要隨時隨地分清誰是漢族，誰是藏族，不但麻煩累贅，更重要的是會在行事過程中平添阻力和困擾。所以康定的朋友調侃我說，“老想分誰是什么民族，只有你們這些外面來的、做民族研究的人才這樣想?！边@話讓我感到有些羞愧，同時也讓我反思和感悟?！懊褡濉闭嬗心敲粗匾獑?？面對民族交往與民族關系，康定人所選擇的這種主觀上“不分民族”的態(tài)度，可能恰恰是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高超的智慧。

在多民族密切接觸和交融地區(qū)，模糊和淡化民族的區(qū)分和界線，使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更輕松、簡單，降低和減弱了民族交往的隔閡與阻力。長此以往，不但會達成民族間的心心相通、相互依存，而且也會營造出和睦友善、互惠共贏的民族合作氛圍，從而建立起良好的社會與人文環(huán)境。這不能不說是當地人在日常生活中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高超的民間智慧。這種做法的實質，是在多民族交往接觸中不強調和突出民族的差異與界線，而是“求同存異”，追求最大公約數，“求和”“求同”，其精髓同當今我國多民族國家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乃一脈相承，也為當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重要經驗和啟示。

2.文化上持開放和包容態(tài)度，通過文化“共享”構建和諧民族關系

幾年前，筆者在描述康定漢藏民族關系時，有如下一段敘述：

我認識的一些長期在康定工作、生活的漢族朋友，他們早上大多有喝酥油茶的習慣，女士們也大多有1—2套藏裝，每逢藏歷年或其他藏族節(jié)日盛典活動，他們都會穿上藏裝參與其中。當地藏人的轉山會等活動，他們也都像歡慶自己的節(jié)日一樣，積極喜慶地參與。我初到康定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最初見到這種情形我曾暗自好奇，并小心翼翼地問過他們，讓我羞愧的是，他們對我的問題反倒有些詫異，說：“在我們這里都是這樣”。后來，去康定的次數多了，時間久了，我發(fā)現其實康定的藏族人也都如此，他們也過春節(jié)、過中秋節(jié)、掛春聯，平時穿漢裝，按漢人的習慣做事。

在康區(qū)，另一個普遍現象是各民族并不刻意固守本民族文化，而是持一種極為開放、包容和共享的文化態(tài)度。人們不會因自己的民族身份而排斥他族文化，更無將“民族”與“文化”機械對號入座的意識。日常生活中，各民族在文化上乃是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相互容納，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美與共”的文化共享局面。恰如生于康區(qū)的藏族學者格勒所言：

在康定、巴塘一帶，一個家庭就享受著漢藏兩種文化交匯的日常生活，他們既過藏歷春節(jié)，也過漢族中秋節(jié)；既講漢語，又講藏語；既供佛像又貼對聯；既吃大米、蔬菜，又吃糌粑、牛肉；既穿藏裝，又穿漢裝、西裝。

這是對康區(qū)民族之間文化共享的生動描述。生活于康區(qū)的不同民族，在衣、食、住、行、用等各個方面，并不在意某一文化具體屬于哪一個民族，只要方便，只要喜歡，就予以借用，從而與其他民族形成文化“共享”。這種既不刻意固守自己文化，也不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開放包容的文化態(tài)度，為各民族之間和諧相處與相互合作奠定了很好基礎。不但使不同民族之間開展合作成為可能，也為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文化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是民族團結之根、民族和睦之魂?！笨祬^(qū)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認同和汲取，構建出和諧的民族關系，即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這有力地證明，文化上的認同與共同性，對于民族團結與和睦共居至為重要，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基礎?？祬^(qū)各民族在文化上相互認同、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共享局面并構建出和諧的民族關系，為今天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寶貴經驗和啟示。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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