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勝才、梁瑩：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何以成為國家行動——基于多源流框架的視角

【內容摘要】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诠补芾韺W的多源流框架系統(tǒng)分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為的動因，對促進其持續(xù)發(fā)展具有積極意義。研究發(fā)現，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問題源流通過關鍵指標、焦點事件以及反饋信息，提供政策目標合理性基礎；政策源流通過利益相關者的訴求與表達、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以及相關歷史政策，確立政策規(guī)劃可行性依據；政治源流通過國民情緒和執(zhí)政理念助推政策議程持續(xù)性發(fā)展。三個源流交織匯合，開啟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政策之窗”。由此提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推進路徑：以問題源流洞察關鍵問題，以政策源流引導發(fā)展創(chuàng)新，以政治源流促進共同富裕，最終以“政策之窗”為契機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關鍵詞】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國家行動；多源流框架；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作者簡介】楊勝才，中南民族大學教授，中央四部委、國家民委及湖北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研究基地研究員，主要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教育。梁瑩，中南民族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族地區(qū)民族團結進步教育。

【文章來源】《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1期。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整，注釋從略。

我國各民族在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極為復雜的語言和文字，只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成員共有、共享、共傳的語言文字，是中華民族各成員實現無障礙“三交”的通用語言文字。因此，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存在于大教育的各個環(huán)節(jié)，嵌入于教育的各個領域，是一項基礎性、全局性、全民性、社會性的教育類型事業(yè)。本研究中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特指以民族地區(qū)中小學生為主要教育對象，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教學媒介，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根本指向的教育形式。

一、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歷程及相關研究

回顧70多年來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變遷，以1951年第一次全國民族教育會議的召開、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的施行、201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意見》的印發(fā)與2015年《國務院關于加快發(fā)展民族教育的決定》的出臺、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的下發(fā)等為關鍵節(jié)點和重要標志，其發(fā)展歷程可大致分為起步奠基期（1949—2000年）、加快發(fā)展期（2001—2013年）、重心凸顯期（2014—2019年）和全面加強期（2020年至今）四個階段。每個階段，黨和政府都高度重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并根據不同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和民族地區(qū)教育需求適時進行調整和完善。奠基期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主要鼓勵和支持少數民族母語教育，因此這一時期少數民族學?；臼褂帽久褡逭Z教學。改革開放后，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fā)展，民族地區(qū)教育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國家出臺了近40條與語言教育相關的民族教育政策，在規(guī)范國家通用語言文字使用的同時，通過正規(guī)的學校教育推廣普及普通話。不過在這一時期，民族聚居區(qū)的許多民族學校仍然把少數民族語言作為主要的教學語言，少數民族學生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效果并不顯著。

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正式生效，標志著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進入新階段。隨后地方政府陸續(xù)出臺地方性法規(guī)和規(guī)章，細化和補充相關法律條文。教育部和國家語委也明確要求，招收以少數民族學生為主的學校必須依法教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隨著公眾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學習訴求的不斷上升，全面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成為民族地區(qū)語言教育的重點任務。2014年和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要求全面開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課程，堅定不移推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以確保少數民族中學畢業(yè)生基本或熟練掌握、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強調“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和“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這一系列的重要思想和政策主張表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逐步成為我國重要發(fā)展戰(zhàn)略，其重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2020年9月14日，國務院辦公廳從統(tǒng)編教材使用、教育教學用語用字、教師準入標準及培訓、學前普通話、雙培行動、現代化信息技術等方面對民族地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作出了全面部署。這不僅意味著新時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進入了“全面加強期”，同時預示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迎來了發(fā)展新機遇。經過70多年的持續(xù)發(fā)展，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頂層設計的強大支撐合力業(yè)已形成、資源短缺問題明顯改善、社會環(huán)境持續(xù)優(yōu)化、測評體系日趨完善，極大地促進了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事業(yè)發(fā)展，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提高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發(fā)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為深入了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脈絡、成就經驗、影響因素以及未來走向，近年來學界進行了系列研究。目前，針對該主題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從歷史演變的視角入手，探討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在與地方發(fā)展的互動中如何從“民族語言教育為主”到“雙語并重”再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為主”的變化過程。二是從政策實踐與歷史經驗切入，分析了青海、新疆等多個省區(qū)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實踐成果，包括建立全員參與的教育機制、提升貧困人口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挖掘語言教育的人力資本價值、優(yōu)化教育資源配置、搭建學校與社區(qū)共育機制以及重視教材與師資隊伍建設的政策落實等。三是從問題導向與目標導向相統(tǒng)一的原則出發(fā)，針對民族地區(qū)當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系列達成教育目標的解決方案。例如，發(fā)揮好社區(qū)傳播的作用，建構常態(tài)化的語言學習機制，建立科學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監(jiān)測與評價機制，發(fā)揮智能技術的賦能作用等。

總體而言，當前關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研究成果較多地關注政策的發(fā)展歷程和政策的實踐成效，較少涉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這一政策的生成邏輯。例如，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是如何引起決策者關注，并融入政策話語體系且成為國家行動，等等。本文基于公共管理學的多源流分析框架，試圖回答上述問題，以期探究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相關政策議程設置背后的內在機理；同時，為進一步理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產生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提供有益鏡鑒。

二、多源流理論框架及其關注點

（一）理論基本框架

多源流理論作為公共政策分析領域的重要理論之一，它主要解釋了政策議程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政策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同時也被用來闡述政策的制定和分析過程。該理論認為，在整個政策系統(tǒng)中，影響政策議程和方案選擇的源流有三條：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政策議程的形成首先源于問題源流，當某個問題變得足夠嚴重，引起公眾和決策者的注意時，它就可能進入政策議程。政策源流涉及已經存在的政策方案和建議，這些方案可能已經存在一段時間，但只有當問題源流中的問題與這些方案相匹配時，它們才可能被考慮。政治源流包括政治環(huán)境的變化，如公共輿論、社會期待等，這些變化可以影響哪些問題和政策方案能夠獲得關注，并決定了哪些政策提案最終被采納和實施。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分流而動，當它們在某個關鍵點達到緊密耦合狀態(tài)時，“政策之窗”隨之開啟，公共問題被提上正式的政策議程。在“政策之窗”開啟后，問題和政策方案進入決策者的議程。一旦問題和政策方案進入議程，決策者就會考慮并可能采納這些方案，從而導致政策變化。

（二）多源流框架在本研究中的關注點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議程設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涉及多個層面的利益群體、政策倡導者以及政治環(huán)境。多源流理論通過區(qū)分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揭示了這一過程中不同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復雜性。這一分析框架在多個領域特別是公共政策領域得到了廣泛應用，對我們更深入地理解政策制定的內在機理，以及為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這一議題能夠成功進入政策議程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該理論對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議程設置研究的關注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見圖1)。

一是問題源流的現實性。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問題源流主要源于現實生活中的語言文字使用問題，如民族地區(qū)教學語言的選擇可能引發(fā)關涉民族身份、文化認同、國家統(tǒng)一等系列敏感性問題。這些問題具有現實性和緊迫性，需要政策制定者予以重視和解決。多源流理論框架側重于挖掘這些問題如何引發(fā)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政策的關注和回應。

二是政策源流的多樣性。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中，政策源流呈現出多樣性形態(tài)。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專家學者等各方都提出了相關政策建議和方案，這些建議和方案為政策制定提供了豐富的參考。多源流理論框架側重于了解各利益攸關方在政策形成中的動機、期望和立場。

三是政治源流的復雜性。政治源流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中表現為復雜的政治環(huán)境和多方的利益博弈，如執(zhí)政理念的轉變和國民情緒的變化等。政策制定者需要在考慮各方利益的基礎上，制定符合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和社會共識基礎的政策。多源流理論框架側重于分析政治力量如何塑造和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演進。

四是“政策之窗”的重要性。在多源流理論中，“政策之窗”是指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三者交匯的關鍵時刻。在這個時刻，政策議題更有可能得到關注，進而推動政策變化。對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而言，識別并把握“政策之窗”的開啟時機至關重要。這要求政策制定者展現出敏銳的洞察力和準確的判斷力，以便在恰當的時機推進政策議程。

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動的多源流分析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備受矚目，其政策數量、內容涵蓋及價值取向既是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重心和民族地區(qū)建設重點轉移的反映，也是決策者辨識和理解社會公共問題的過程體現。此外，這些政策還折射出了政策制定者提出政策方案與建議、國民期許的變化等復雜變遷過程。如何理解這一過程？多源流框架從政策議程設置的內在邏輯角度提供了一個分析的視角。

（一）問題源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動的合理性基礎

問題源流常借助指標、焦點事件、反饋信息引起政府與公眾的關注，從而引發(fā)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和決策。在國際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我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國情和多語言多文種的語情使得國家認同建構更具緊迫性。在此背景下，2016年的新疆“毒教材”形成焦點事件，將公眾注意力導向至民族教育系統(tǒng)中可能存在的意識形態(tài)問題，引發(fā)了公眾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關注和討論。語言安全與國家安全的聯(lián)系反饋至決策者視野，進而推動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出臺。

1.關鍵指標：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的國家認同建構挑戰(zhàn)。在多民族國家的建設中，國家認同是一種特定的政治文化現象，經常以各種問題的形式凸顯出來。我國作為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由56個民族構成的民族大家庭，80多種語言與近30種文字形成的復雜語言環(huán)境，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構建國家認同的難度。歷史上，中華民族雖然經歷了春秋戰(zhàn)國、三國、南北朝、五代十國四個時期的大分裂，但國家統(tǒng)一一直是歷史發(fā)展的主流。新中國成立后，我們黨確立了符合中國國情的民族理論和民族工作方針政策。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黨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支持民族地區(qū)經濟社會發(fā)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又鮮明提出了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qū)各項工作的主線。在當今國際環(huán)境下，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仍然復雜尖銳，尤其是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中國威脅論”在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廣泛傳播，邊疆民族地區(qū)成為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主戰(zhàn)場和橋頭堡，與境內外“三股勢力”的斗爭絲毫不能松懈。

2.焦點事件：新疆少數民族語文問題教材的出現。2021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高級人民法院披露，經審查發(fā)現，新疆教育出版社出版的2003和2009版中小學維吾爾語教材包含84篇問題課文，內容涉及宗教極端、民族分裂、暴力恐怖等。進一步調查發(fā)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教育廳原廳長沙塔爾·沙吾提利用職務之便組織犯罪集團策劃、編纂、印發(fā)了2500余萬冊問題教材，并在當地民族學校使用達13年之久。教育部指出，這些問題教材對232萬名維吾爾族的在讀學子和數萬名教育工作者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顯而易見，當某些不法分子將本民族利益置于國家利益之上時，可能會通過教育手段來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此次事件引起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輿論熱議。許多專家學者認為，這不僅是一個教育問題，更是對民族關系和社會穩(wěn)定的重大考驗。

3.反饋信息：民族地區(qū)語言教育關涉國家安全。新疆問題教材事件嚴重影響了我國的意識形態(tài)安全和國家安全，促使政府加快推進民族地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進程。2017年5月19日沙塔爾被逮捕，同時教育部通過一系列文件鞏固義務教育階段教科書統(tǒng)編統(tǒng)審統(tǒng)用制度。其中包括2016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的《關于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的意見》，2019年國家教材委員會印發(fā)的《全國大中小學教材建設規(guī)劃》，教育部教材局印發(fā)的《中小學三科統(tǒng)編教材“鑄魂工程”推進實施方案》，2020年國務院辦公廳下發(fā)的《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和2021年教育部印發(fā)的《中小學少數民族文字教材管理辦法》等，從制度層面彰顯教材建設國家事權和體現國家意志。事實證明，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只有與用好統(tǒng)編教材相結合，才能為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和社會穩(wěn)定提供有力保障。

（二）政策源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動的可行性依據

當關鍵問題被識別并得到重視時，由利益相關者和專家學者等組成的政策共同體的政策理念和建議便會為政策制定提供各種備選方案，形成政策源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既與中國歷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多語言、多文種的國情密切相關，也是對民族地區(qū)既有語言教育政策的一脈相承，更是對利益相關者訴求的積極回應與正向引導，最終形成體現公共利益、具備理論價值、符合時代發(fā)展的成熟政策。

1.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和表達。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政策源流中，政府機構、企業(yè)、學校、少數民族代表和社會公眾等主體因各方利益訴求匯聚于此，描繪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美好圖景，但實現這種期許并非一蹴而就，需要對不同主體的價值取向進行必要的有機整合，輸出合理可行的政策建議，采取協(xié)調的政策行動，使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真正具有公共性。具體而言，黨和政府作為國家的領導者、決策者和管理者，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黨和政府期望通過國家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促進國家統(tǒng)一、民族團結、社會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主張通過“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努力培養(yǎng)愛黨愛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建設者和接班人”。企業(yè)界追求高素質、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能力強的勞動力，以促進企業(yè)的發(fā)展。學校等教育機構希望政策有明確的指導方針，提供有效的教材和培訓，以便更好地完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任務。少數民族代表關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對本地區(qū)語言文化的影響，期望在推廣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同時，保護和傳承本地區(qū)語言文化。社會公眾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最終受益者，他們期望通過政府的努力，獲得更好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資源，提高個人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水平，以適應多樣化的社會需求。

2.理論研究成果的支撐與推動。通常情況下，公眾容易察覺到某個社會問題，但很難厘清問題的實質所在。這時，需要專家學者通過集中展現他們的專業(yè)知識和社會態(tài)度，對問題進行明確定義，從而為政策備選方案的科學性提供重要的學術支持。語言學、教育學、社會學、民族學等領域的許多專家學者論證了推行和強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必要性，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決策咨詢。

第一，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具有社會價值，有利于社會的和諧和發(fā)展。通過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少數民族能夠更充分地接觸和學習先進思想、科學文化知識，從而提升他們的語言素養(yǎng)和綜合能力，從根本上促進民族地區(qū)教育質量的均衡發(fā)展，同時有助于消除少數民族學生在社會融入過程中可能遇到的語言障礙、文化隔閡和文化適應壓力等問題。

第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具有經濟文化價值，有利于國家的繁榮昌盛。學習國家通用語言文字可以幫助少數民族學生更好地參與現代化進程，提升自身綜合素質，增強競爭力，為國家經濟文化的發(fā)展作出貢獻。此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還可以為民族地區(qū)的旅游開發(fā)、對外交流等方面帶來積極作用。

第三，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具有政治價值，有利于國家的統(tǒng)一穩(wěn)定。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不僅能滿足少數民族學生的教育需求，而且可以幫助少數民族學生更好地了解和掌握基本的政治常識，增強公民意識，增進民族凝聚力，為維護國家統(tǒng)一穩(wěn)定作出重要貢獻。

3.既有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制與保障。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所蘊含的多元價值，顯著增強了公眾對于學習與應用這一語言體系的迫切需求。實際上，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與我國民族地區(qū)語言文字教育相關政策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截至2019年底，我國現行有效的涵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等的語言文字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和單行條例共有83部。其中法律1部，國務院部門規(guī)章6部，地方各級人大頒布的地方性法規(guī)31部，省級政府地方政府規(guī)章22部。這些法律法規(guī)中少數民族語教育政策32條、國家通用語教育政策13條、雙語教育政策30條、三語（民族語、國家通用語和外語）教育政策8條，形成了以《憲法》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主體，以地方性法規(guī)規(guī)章為支撐，以構建民族地區(qū)語言教育新體系為語言規(guī)劃目標的法律法規(guī)體系，既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保障，也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動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政治源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國家行動的根本性動力

對所有的公共政策而言，政策過程不僅是精準技術性的，也是高度政治性的，是二者之間的有機統(tǒng)合。教育政策也不例外。在國家通用語言教育政策議程設置中，國民對共同富裕的期許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治國方略交織融合，構成了強有力的政治源流，對政策議程的建立具有顯著的引領和促進作用。

1.國民愿望：對共同富裕的期許。當下，過上好日子是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期盼。這種共愿，源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和期待。因此，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全國各族人民的需求和愿望，才能找到全社會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約數。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個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個也不能掉隊?！边@一表述體現了中國人民普遍的共識和信念。而實現共同富裕的途徑之一就是提高全民整體素質，包括語言素養(yǎng)。通過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可以促進民族團結、提升國民素質、推動經濟發(fā)展和增強國家綜合競爭力，從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2.治國方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同富裕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促進民族團結、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和目標導向。共同富裕的實現需要我們摒棄分裂國家的思想，堅持國家統(tǒng)一和民族團結，這也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強調的重要內容之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治國理政的重大原創(chuàng)性論斷，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和民族地區(qū)各項工作的主線，不僅為新時代民族地區(qū)教育指明了發(fā)展方向，也為各級各類學校辦學治校提供了根本遵循。

增進文化認同、堅定文化自信，構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高中華民族文化軟實力，都必須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這正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得以順利實施的關鍵所在，也源于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和中華民族的鮮明標志，是中華文化傳承、發(fā)展、繁榮的重要載體。

一言以蔽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訂和發(fā)展，離不開廣大民眾的普遍支持和黨中央的領航掌舵。只有充分考慮到人民群眾共同期許和治國理政理念方略的高度統(tǒng)一，才能確保政策的正確性和可行性。

（四）源流耦合：同頻“合奏”開啟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之窗

從多源流框架的視角來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變革涉及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相互作用和共同推動。在這一過程中，政治源流扮演了主導角色，引領問題源流和政策源流同頻“合奏”、協(xié)同發(fā)展，最終開啟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政策之窗”（見圖2)。

首先，問題源流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社會的發(fā)展和變革帶來了對語言文字教育的新需求。信息技術的飛速發(fā)展使得語言的運用和傳播方式發(fā)生了深刻變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因此不僅被賦予了提高全民語言素養(yǎng)的重要責任，還承擔了增進各民族國家認同的重要使命。這一源于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需要成為推動政策變革的動力，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深刻的內在動因。其次，政策源流通過對問題源流的解讀和回應，進一步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政府部門、教育機構、專業(yè)團體等形成的政策共同體，依據語言文字教育的歷史政策和研究成果，為政策制定提供理論支持和實踐經驗。與此同時，政治源流在整個過程中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通過一系列重要講話和對于相關政策的高度關注，不僅直接回應了人民群眾對語言文字教育的普遍期望，更構成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變革中最為強勁的推動力。由此，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理念于2014年嶄露頭角，于2015年開始落地實踐，2018年通過《推普脫貧攻堅行動計劃》，加大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力度，最終在2020年以《國務院辦公廳關于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的發(fā)布實現了升華。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之窗”的開啟不僅意味著政策的出臺和實施，更意味著各方利益訴求得到了及時而有效回應。因此，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成為我國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核心任務。

四、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推進路徑

語言相通是人與人相通的重要環(huán)節(jié)。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是國民教育發(fā)展的基礎工具、中華民族大團結的重要紐帶、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載體、國家統(tǒng)一穩(wěn)固的牢靠基石和文明交流互鑒的主要媒介，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無疑對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十分重大的戰(zhàn)略意義。本文基于中國的國情，借鑒多源流框架視角，提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推進路徑。

（一）問題源流維度：洞察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中的關鍵問題

問題導向是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則和方法。好的政策要切中時弊，要有好的回應性，即在政策問題的選擇和政策議程的設置上能反映社會發(fā)展的迫切需要。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也不例外，必須準確把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關鍵問題，以確保制定的相關政策能夠順利推進、落地見效。

民族地區(qū)多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薄弱地區(qū)。為了解掌握民族地區(qū)推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工作情況，教育部民族教育發(fā)展中心調研組連續(xù)兩年面向四川、云南、青海、貴州等省份開展調研，最終形成了《民族地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調研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在充分肯定教育賦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推廣普及成效顯著的同時，指出了在重要性認識、應用環(huán)境營造、高專隊伍建設、評價體系完善、協(xié)作幫扶政策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并從主線貫穿融入、民族地區(qū)教育發(fā)展、宣傳活動開展、教師隊伍建設、教科研能力加強、評價體系完善及教育質量提升等視角提出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著力點。當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存在的突出問題，正是相關政策制定和完善的重要導向。因此，必須通過廣泛深入調研，洞察各民族地區(qū)、農村地區(qū)和偏遠地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中的關鍵問題，從而提出體現國家意志、符合區(qū)情語情的對策建議，為政策制定和完善提供科學依據。

（二）政策源流維度：引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發(fā)展創(chuàng)新

公共政策制定的前提是考量價值取向和價值目標。政策議程的設定只是獲取資源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滿足各方利益訴求。政策參與者的訴求并非只是被動地等待回應，而是與其他多元行動者的訴求一同被納入政策制定的過程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議程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需要以政策源流為遵循，重視政策參與主體及其“統(tǒng)合”過程，增強政府的回應性和公共性，促進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發(fā)展與創(chuàng)新。

首先，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制定過程中，政策制定者應當廣泛征求社會各界的意見，特別是聽取教育工作者、學生及其家長等直接受益者的意見，充分調動各方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形成政策的共識，增強政策的可行性和可持續(xù)性，從而不斷完善現有的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其次，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還應當具有針對性和靈活性。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fā)展，語言文字教育面臨著新的挑戰(zhàn)和問題，政策制定者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適時調整和完善政策措施，以適應社會變化的需要。最后，政策制定者還應當重視監(jiān)督和評估機制的建立，全面了解政策實施情況，及時發(fā)現存在問題并積極采取應對措施，為未來政策調整提供有力的依據，確保政策執(zhí)行的持續(xù)穩(wěn)定有序有效。

（三）政治源流維度：促進脫貧攻堅成果同鄉(xiāng)村振興的有效銜接

國民意愿和執(zhí)政理念等因素所構成的政治源流是政策變遷的核心力量。全國普通話普及情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全國范圍內普通話普及率達到了80.72%，民族地區(qū)普通話普及率達到了61.56%，歷史性地實現了“普通話在全國范圍內基本普及、語言交際障礙基本消除”的目標。但從已有研究成果來看，鄉(xiāng)村村民普通話普及度僅為10.5%，達到熟練程度的僅有5.1%。這種不平衡的現象制約了一些地區(qū)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提高普及率通常伴隨著更廣泛的教育機會和更優(yōu)質的人力資源，為該地區(qū)的發(fā)展提供有利條件。以廣西為例，有學者通過分析14個地級市2011—2015年的普通話普及率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發(fā)現，普通話普及率大于60%就會對經濟發(fā)展產生顯著的正面效應。

教育是經濟發(fā)展的源泉，語言是經濟發(fā)展的紐帶。盡管脫貧攻堅消滅了絕對貧困，但要鞏固和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還需進一步推動農村全面振興。這就意味著語言扶貧的多種舉措需要延伸到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之中。首先，建立健全民族地區(qū)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支持體系，包括增加教育資源投入，提升教師隊伍素質，改善語言教學環(huán)境等。其次，推動民族地區(qū)語言教育與產業(yè)融合發(fā)展，引導民族地區(qū)的語言教育與當地產業(yè)發(fā)展協(xié)同互促，提升國民語言文字使用能力，為當地的產業(yè)發(fā)展輸送更多的高素質勞動力。最后，鼓勵社會組織和企業(yè)團體參與民族地區(qū)語言教育，廣泛凝聚社會力量，構建語言教育與經濟發(fā)展相互促進的長效機制，為實現共同富裕奠定堅實基礎。

（四）“政策之窗”維度：深入推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建設

“政策之窗”的開啟意味著學校將不再僅僅是知識傳遞機構，而是成為國家認同建構的重要主體。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指導下，學校將承擔起更加重要的責任和使命，促進全體學生的中華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的形成，為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貢獻力量。

首先，學校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主要實施者，要承擔起培養(yǎng)學生的語言文字能力和文化認同的重要任務。通過開設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課程、組織“中華經典誦寫講”文化活動等形式，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語言文化觀念，增強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認同和熱愛，進而形成堅定的文化認同。其次，學校要成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踐行者和推動者。根據政策要求，加強對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組織和管理，不斷提高教師的專業(yè)水平和教學質量，積極探索創(chuàng)新教學方法和手段，努力營造良好的語言文字教育氛圍，確保政策的有效實施和落地生根。最后，學校還要成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宣傳者和推廣者。通過校園廣播、校報?？?、文化節(jié)慶活動等形式，積極宣傳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重大意義和重要舉措，增強全體師生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自覺規(guī)范意識及其推廣普及的積極參與意識。

結語

通過基于多源流框架對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分析，不難發(fā)現，我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發(fā)展和實施過程同樣體現了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中國決策情境下相互交織與耦合。首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問題源流主要源于社會發(fā)展和文化傳承的現實需求。其次，在政策源流方面，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的形成經歷了從民族語言教育到雙語教育再到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演進過程。專家學者和政策研究機構的深入研究也為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論支撐和科學依據。再次，政治源流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制定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導作用。中國共產黨的執(zhí)政理念和政策導向為政策制定提供了方向指引，同時也為政策實施提供了有力保障。最后，在問題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共同作用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得以形成并順利實施。

本研究的理論價值在于：其一，通過系統(tǒng)分析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為何能夠成為國家行動，以及政策形成的內在機理，進一步深入理解政策制定的復雜性和動態(tài)性，從而為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的持續(xù)發(fā)展提供理論支持；其二，豐富和完善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政策研究領域，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和方法。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多源流理論模型是美國學者在研究美國聯(lián)邦政府政策時提出的一種分析框架，因此，其他國家學者在應用這一框架時必須注意到國情的差異。如在我國，中國共產黨代表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影響著社會利益和國民期待，因而政治源流居于領導地位，三個源流并非彼此獨立，而是相互貫通的共聚關系。

此外，本研究主要關注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育宏觀層面的政策制定過程，而對微觀層面的個體行為、組織互動等分析不足。例如，本研究沒有針對政策制定者、企業(yè)家群體和公眾等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具體行為和互動方式，以及這些行為如何影響政策結果等方面進行深入探討。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進一步探討如何完善該理論框架，以更好地解釋和指導政策制定過程，增強其對政策研究的解釋力。